從上海疫情,看我國的社區經濟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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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24 23:51    文章來源:劉少德
文章摘要:自3月份開始,截止到目前上海疫情已持續二個月多時間,從最初的平淡,到焦慮,再到全力備戰抗疫,直至逐步恢復正常生產生活,上海疫情的發展無時無刻不吸引著每一個人的關注,也被當做其他城市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成敗得失的“對標”參照物。

自3月份開始,截止到目前上海疫情已持續二個月多時間,從最初的平淡,到焦慮,再到全力備戰抗疫,直至逐步恢復正常生產生活,上海疫情的發展無時無刻不吸引著每一個人的關注,也被當做其他城市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成敗得失的“對標”參照物。

受疫情影響,上海市多區域出現搶菜難、送不到等問題。在面對關乎社會民生的物資保障上,上海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是基礎生活物資保供的問題,保供的節點、流程,以及配合的人員、運力等在面對突發疫情時,都顯現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狀態,最后一公里與最后一百米的短板凸顯,供需矛盾突出。 

疫情之下暴露出的種種事件,也讓我們開始思考,新冠疫情已持續三年多的時間,為何我們的供應鏈還是如此脆弱?信息化、數字化如此發達的現在,為何商品供應與消費者需求之間還是出現如此錯配的情況?北京疫情再起,供應鏈如何建設才能避免重蹈上海防控覆轍? 

一、疫情下的“自救”

疫情之下,本來逐步走向消亡的“社區團購”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但是與之前受到資本瘋狂追捧的社區團購不同,此次社區團購的主角從之前“不差錢”的社區團購平臺,變成了一個又一個的“團長”。

上海疫情,大家充分體會到了什么叫做“一菜難求”。特殊情況下,大家不得不自覺發起團購,進行自救。不少商家也通過微信群、微博等途徑發布了團購信息,社區團購團長則可以根據大家所需要的商品在社區群內發起團購。訂單滿足成團數量后,商家就會配送至小區配送點,和團長對接,最后由團長將大家購買的商品送至指定區域或直接送貨上門。

物流停擺,電商啞火,作為疫情下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上海此次出現的“社區團購”與其他區域的社區團購表現出了明顯的差異。

首先,上海疫情下的社區團購經營商品種類有限,無法滿足消費者一站式購物的生活需求。由于團購訂單的上游主要來自于商家或部分商品直供的品牌商,如光明、金龍魚、伊利等企業,所以社區團購拼團的商品多只有一個或者少數幾個品類構成,比如“面包群”、“牛奶群”、“衛生紙群”等,很難有一個微信群可以團購所有品類商品情況的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為了購買齊全日常生活所必須的物資,不得不加入到十幾個,甚至幾十個社群,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消費者的購物成本

其次,模式難以持續。誕生在防控政策下的社區團購,隨著疫情的逐漸消散,發展的持續性也將面臨巨大的挑戰。疫情下的上海團長多為白領、上班族等,隨著大家日常工作逐漸回歸正軌,大部分團長必然無法抽出更多的時間、精力肩負起拼團、分揀、通知等團購工作,團購模式也就無以為繼。

另一方面,目前上海小區各種團購解決的主要疫情期間居民吃飽的問題,所以也就面臨著品控差、加價率高、售后不順暢等弊端,在目前環境下,消費者通常選擇能忍則忍,但這種“忍耐度”畢竟也不會持續太久。物資逐漸充盈之后,消費者日常消費也必將回歸至“不僅吃飽,更要吃好”的狀態中來。

作為定位于下線市場的商業模式,社區團購或本不應該在上海出現。公開資料顯示,上海的盒馬門店不少于70家,占全國門店20%以上還多,叮咚買菜、每日優鮮、樸樸超市也紛紛將上海作為檢驗其商業模式的試金石,大潤發、永輝、沃爾瑪等傳統商超數量更是不計其數。

在商業環境、零售環境如何發達的情況下,且已經有武漢、南京、西安、鄭州等前車之鑒的情況下,上海為何還會屢屢出現買菜難、送菜難的情況呢?

二、強而不精的供應鏈現狀

不可否認,疫情之下上海防控保供出現如此多的問題,存在某些客觀問題的原因。但也從側面為我國的供應鏈建設敲響了警鐘,我國的供應鏈建設仍存在不少短板,特別是在面臨大規模突發性事件的情況下,城市管理部門對供應鏈的認知和駕馭能力不夠。

1、 供應鏈要素整合不充分,缺乏統籌能力

供應鏈之所以稱之為供應鏈,少不了整個價值鏈上原料供貨商、供應商、制造商、倉儲商、運輸商、分銷商、零售商以及終端消費者等多個主題的參與。供應鏈的建設與發展,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環,都將無以為繼。在面對突發情況時,在政策允許的情況下,這就要求企業盡最大效度地調動各種供應鏈要素,綜合統籌,各業務環節全力配合,才能夠保證供應鏈的正常運轉。

京東集團CEO徐雷曾多次公開表示,不是品牌商愿意供貨就是保民生,供應鏈條上的關鍵點一旦斷掉,就無法實現供應鏈的正常運轉,商品就只能放在庫里,蔬菜就只能呆在地里。 

2、 數字化程度低,缺少生活物資需求和調撥數字化信息平臺,造成“供需失衡”

上海疫情期間,物資重復發放,供需失衡的現象不計其數。這種現象的背后,實則反映出“人找不到貨”和“貨找不到人”的尷尬局面。

中商惠民創始人張一春認為,造成上述困局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生活物資需求和調撥供應的數字化信息平臺,供需之間無法做到信息透明,并最終導致了商品供應與居民需求之間的錯配。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城市供應鏈體系與數字治理融合度不夠,計劃管理、敏捷管理、柔性管理等實現效果不佳,供應鏈資源利用效率低下。 

3、 城市內供應鏈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布局存在較大的優化空間

疫情下,不少上海市民通過每日優鮮、叮咚買菜等電商平臺“搶菜”,但此類電商平臺前置倉數量有限,建設和維護成本高,無法全天候、全時段全面覆蓋所有的社區,無法解決商品流通配送末端“最后500米”的痛點。

     4、“保供企業”圈子太小,無法滿足社會居民消費需求

疫情期間,線下消費渠道受阻,消費者線上消費需求強烈?,F實則是,“保供企業”數量太少,從廠家或成交中心倉到社區的配送渠道單一,僅僅少數幾家國營商業企業、大商場和京東、叮咚等電商企業配送到社區,由社區團購團長和志愿者分發到戶的方式,無法發揮現有的社會化供應鏈的體系優勢,既使得少數商業配送企業苦不堪言,不堪重負,原位于供應鏈體系末端的批發商、零售店、便利店等廣大人民群眾卻“畫地為牢”,只能被動的關門停業做壁上觀,反之社區居民的消費需求又無法完全滿足。 

新營銷創始人劉春雄老師則認為,疫情下之下社區團購之所以能夠“死灰復燃”,本質上是對在不可持續的特殊環境下,產生了一種新的組織,即單元組織。單元組織的特點是:組織人不多,甚至以個體為主,但連接的組織多,能量大。

而疫情下的單元組織,指的絕不單純是個體特色濃厚的社區團長,還有依托于社區,服務社區居民的無數個社區零售店,亦即不僅要發揮平臺型企業的組織優勢,還要調動居民以及社區門店的保供積極性。

5、 B2C電商無法完全支撐消費者日常生活需求,未充分調動社會資源活力

疫情期間,O2O電商平臺為保障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所有顯現出了無所比擬的優勢,但對配送人員需求量巨大,配送效率低等弊端也顯現了出來。尤其是以城市中心倉為配送依托的電商騎手,需要的騎手多,運距長且運載量少,頻繁流動更加大了交叉感染的風險。而原本有批量儲運能力和商品批發經驗的社會民營企業,在上海這次的保供體系中卻鮮有身影。

三、強而精的供應鏈建設從保障基礎社區經濟做起

疫情反復,我們無法判斷疫情何時結束,但上海疫情卻為我們提了個醒:建設強而精的供應鏈已經迫在眉睫,不僅需要從政策端支持高效供應鏈的發展,更要在流通端,引導新型供應鏈企業的發展。從更小的維度來看,只有提升“毛細血管”般社區零售小店的運營活力和供應鏈效率,消費者需求才能更高效地被滿足,快消品的流通效率才能夠真正地實現提升。

那應該如何提升社區零售小店的運營活力和供應鏈效率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兩點:

1、加強數字化能力建設,讓數據支撐決策

小到日常衣食住行,大到疫情防控,數字化已經滲透到我們日常生活,乃至企業發展的方方面面。但是供應鏈角度,因為涉及到的環節、業務主體都比較多,不同主體數字化發展程度參差不齊,極大地影響了供應鏈整體的運轉效率。

這就要求供應鏈中的強勢企業,比如品牌方、渠道方或零售商等,要積極發揮供應鏈中的領導地位,提升產業鏈數字化協同能力,引導上下游構建數字化建設體系,提升供應鏈整體數字化能力。同時,強化供應鏈中各主體企業數據運營能力,搭建統一的數據平臺、供需平臺和運營平臺等,通過數據指導企業科學決策,借助數據賦能企業發展。

2、 強化數字供應鏈布局,提升消費品渠道流通效率,提升企業B2B2C能力建設

強化數字供應鏈建設,推行傳統經銷型企業數字化分銷能力升級。值得注意的是,在阿里、京東等互聯網巨頭的推動下,大量社區門店已初步具備線上訂單的能力,且部分門店已經實現了O2O服務能力,即能夠滿足消費者線上下單,線下提貨或送貨上門的需求,數字化能力大幅度提升。 

但在流通端,消費品流通效率卻仍存在較大的優化空間。以生活必須的生鮮農產品為例, 目前我國有2.3億農戶,經營耕地10畝以下的農戶高達2.1億戶,作為生產要素的土地與上游的種植農戶深深綁定在了一起,這也導致我們的生鮮農產品的生產具有非常強烈的“小農經濟”特色,生產經營分散,效率較低。 

在流通渠道層面,由于生鮮農產品具有較強的區域特性及季節特性,長期以來,我們的生鮮農產品供應鏈形成了以多級批發市場為主的生鮮流通體系,即在產地供應鏈,生鮮農產品等多需要經由大量經紀人收購,后運輸至產地批發市場,再由銷地批發市場、二級批發商等分銷至零售端農貿市場、超市等,最終到達終端消費者。供應鏈冗長,損耗巨大,流通效率不高。

同樣地,在食品、飲料、日化細化、米面糧油等快消行業,這種現象同樣存在。以社區門店日常經營的產品為例,在到達門店之前,往往要經過品牌商-省級經銷商-市級經銷商-批發商等流通環節。商品在渠道中流通的過程中,只要有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商品的渠道流通效率就會大打折扣。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各個區域防疫政策不一,這時距離消費者最近的社區門店一旦出現商品缺貨現象,問題往往不是出現在門店采購環節,而存在于商品流通渠道環節中,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快消品供應鏈為何如此“脆弱”的原因。

而快消B2B的發展則讓行業從業者看到了快消品流通效率提升的可能,由于快消B2B平臺本身具有數字化、多品類、多品牌多SKU經營、統倉統配等特征,在疫情之下,這也讓快消B2B平臺相對于“多而散”的經銷商表現出了更多優越性,不僅能夠滿足社區零售門店一站式采購的訂貨需求,提升了門店疫情期間的經營活力,減小了門店感染疫情的概率,又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B2C電商運力不足的弊端,起到了為保障消費者日常生活保駕護航的作用。

以北京市為例,4月22日北京突發疫情,作為保供企業的中商惠民根據系統的大數據需求迅速調度糧油調料、水飲乳品、方便速食、休閑食品、日用百貨、蔬果生鮮,以及清潔消殺等防疫物資,在48小時內增加了4倍庫存儲備,居民的訂單需求又由城市中心倉+社區的便利店和小超市,24h不間斷精準分配到需求者家里,5天時間高效保障了北京7500個社區500萬個家庭的物資供應。

北京國際商貿中心研究基地首席專家賴陽則對外表示,北京一直非常重視應急物資保障體系建設,除了政府自行儲備戰略物資,也委托了大量商業企業代儲了大量的生活必需品。為確保物資配送渠道通暢,北京在疫情期間還建立了“白名單”機制,充分激發民營企業、B2B、B2C電商平臺的活力和能動性,利用市場力量提高供應鏈效率,最大程度地發揮出了保供企業的市場能力。 

我國在消費互聯網領域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發達的在線支付體系,遍布全國的物流網絡,高峰時期每秒數十萬級的訂單處理系統、全球領先的大數據建設與投入,共同構建起了全球領先的消費互聯網電商環境。但由廣入微,作為社會民生基礎的社區經濟在特殊環境下,也值得得到更多的關心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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